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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创

我能吃不代表我是吃货,

千盼万盼,结果她最后盼来的,却是一封令她惊骇莫名的电报。
世人皆知,洋务运动在清朝中央的倡导者是恭亲王奕䜣,而在地方官员的代表人物则是李鸿章。也正因此,行六的奕䜣被保守派骂作“鬼子六”,而行二的李鸿章,则被讥讽为“李二先生是汉奸”。不管是汉奸也罢,还是洋务领袖也罢,也不管是出自公心还是私意,李鸿章在发展“洋务”方面,的确还是不遗余力的。
不过吴佩孚还不算最惨的,他只是因为通电而挨了几句骂罢了。民国里还有一人,竟是生生被通电气死的。
张家姐妹得到父亲的允可,欢喜地一同来到电报局,张允和于是发出了这封至今仍被人们传颂的“半字电报”:“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”。这个“允”字妙入毫颠,既是电文内容,又是落款;既表明了张家对从文和兆和婚事的赞同,又是身为“媒婆”的张允和的“签字画押”,真可谓是半字道尽无穷意,一封电报结良缘啊。也正因此,沈从文每次见到张允和,都会叫她“媒人”,这个称呼一直沿用到到1988年沈从文去世。
大北公司眼看煮熟的鸭子飞走了,恼羞成怒,唯一能作的只有取消自1871年就实行的中国政府公务电报免费的福利,该收多少钱就收多少钱,聊作报复。恒宁生临回国前,给盛宣怀发了份正式公函,称“自十月初三日为始,所有中国头等官宝报由大北电线寄发者,须照章付足电资,方为发报”,羞愤之情,溢于言表。
眼看胜利就在眼前,沈从文又拿出了死缠烂打的老办法。当时正在青岛大学任教的他在巴金的指点下,风尘仆仆赶到了苏州,还背了一大包的文学名著和一对精致漂亮的书夹准备送给张允和。
饶汉祥因为通电而曝得大名,但他若说自己最擅通电,旁边一位大将军却不干了。
在这一年里,丹麦的电报房运转正常,已经成为了一个既成事实。弱国无外交,沈秉成无可奈何,至此已经无法管束制约。这个电报房后来搬到了中山东一路7号,那栋建筑就是如今外滩上的盘古银行大楼。
观一叶而知秋。清政府在对无线电报的安排只是一些小小的历史细节,却并非无关宏旨。从其中的细微处,我们可以揣摩到,电报已经从一头国人眼中避之不及的洪水猛兽,逐渐变成了与军事、政治生活密不可分的一件利器。
由于“各省绅商各界,往往因细微事故,动辄电致政府”,而且电文中没有发电人姓名,极易被有心人用来进行一些秘密通信。被各种通电烦得够够的清朝政府也看到了电报在串联民意、撼动自己统治方面的威力,于是先后出台了一些政策,用来遏制这种情况的发生。
随后各国虽然文字有所不同,但都是以这个系统为基础来发展的。
当时许林格是作为外交官来英国公干。英国科学界对他发明的磁针式电报机十分有兴趣,便邀请他作一次演讲。他的演说自然博得满堂喝彩,但英国人固有的傲慢一向看不起落后的俄罗斯,他们只把磁针电报机当成一种新奇的小玩意,怀着傲慢的善意鼓着掌,却丝毫没有放在心上。在座的观众里,只有一位表情严肃的学者看出了其中蕴藏的巨大机会,兴奋地捏紧了自己的礼帽,他的名字叫查尔斯·惠斯通。
借着收归国有一事,袁世凯入主电报总局,盛宣怀退避三舍。不过毕竟电报总局是盛宣怀、郑观应、经元善等人一手打造,他们的势力已经浸透在电报总局中了。北洋、洋务、商人各派别互相勾心斗角,这个情况到了成立邮传部后,也没有多少好转。
陈宦一边顾念着袁氏大恩,一边还担心着自己今后的前途,左右为难。四川军旅庞杂,不是他自己想独立就能独立的。何况袁世凯虽然待自己不薄,北洋其他军阀却根本不买他的账,根本不把他算在北洋系内。即便是袁世凯,也对陈宦不放心,不仅在他身边安插眼线,还派曹锟入川,来监视他的动静。
电报经营权是交还了部里统管,但是邮传部的尚书、侍郎们却悲哀地发现,扯皮官司也比以前多了不少。地方督抚们本来对电报线路的铺设、管理和保护还是上心的,现在一概不管,出了问题全部推给部里——反正挣的钱也不归我了,我管那么多作甚呢?比如广东东沙岛上安设无线电一案,就整整拖了两年多没有办理。此外,各地督抚还纷纷上书,要求各省官方电报免费,甚至威胁要严惩收取费用的电报生,把邮传部的人员也吓得不轻。
也就是说,以往外国人随意接旱线,政府最多是丢了面子;现在政府自己也开始办电报了,外国人这种行为就等于是与己争利,每年利润损失巨大。

康圣人迂腐,饶汉祥虽然文笔极佳,可惜黎元洪是个窝囊人,就算电报写的冠冕堂皇,一联想到黎菩萨那副颟顸嘴脸,气势再大也泄了。吴佩孚虽擅通电,可谋身胜于谋国。真正能够被称为千古一电的,我个人觉得是蔡锷讨袁世凯檄文。
当时全国如同一个巨大的火药桶,反帝情绪蓄积到了极限,只欠一根引线。云南一宣布独立,正如平地里响起一声惊雷,登时引燃了全国的反袁浪潮。一时间各地都纷纷通电独立,斥责袁世凯恢复帝制的行径。
10月19日,康德黎雇了思德兰公司的密探,并通知了附近的警察,把中国使馆严密监视起来,并人手一份孙中山西装短发照片。到了第二天,总理衙门的电报才算是发到伦敦,指示英国公使不惜一切代价把孙中山送回国内。龚照瑷气得把电报撕的粉碎,大骂国内颟顸官僚——这时候外面众目睽睽,甚至还有激进人士打算借助隔壁的房子爬到使馆三楼,撬开木板,救出孙中山。他已经错过良机,没办法把这位囚犯平安地送到船上了。
英国鬼子咆哮如雷,中国大员脸上无光,可是下边人是照章办事,也不好太过追究。于是只好在英国人的强烈要求下修改章程:“合约各国公使、水陆提督、领事官等为国家之电音往来,均作一等电报,仍照四等电报核算报资”,“皆照中国一等官报看待”,“按照投报之先后次第发递”,这个事才算最后了结。
关于陈嘉庚先生的那封电报本身,其实也有故事。1938年10月,汪精卫发表“和平”谈话。陈嘉庚听到了十分愤怒,连续发了5封电报给他,予以斥责。恰好在10月28日重庆召开了第二届国民参政会。陈嘉庚那时远在新加坡,就在10月26日发了一封电报给重庆,里面阐述了自己的参政提案。
以现在的眼光来看,四码法是一种最简单的编码,它不用什么技巧,单纯靠蛮力。它以10个阿拉伯数字对应汉字,每一个汉字用4个数字的组合表达。比如李2621、鸿7703、章4545。发报员只须把这12个数字发出去,接报员就能根据这12个数字重新组合成“李鸿章”。那封著名的东南自保电报:“此乱命也,粤不奉诏。”翻译成电码,就是“2974/0052/0730/0048/4727/0008/1144/6096”。
这份通电是篇奇文,它最著名的两个特点是:行文上辞藻斐然,逻辑上胡说八道。两者都被康圣人发挥到了极致。比如谈到前清覆亡,康圣人说“劝惟治国犹之治病,必先洞其症结,而后攻达易为功;卫国犹之卫身,必先定其心君,而后清宁可长保”,用的是诸葛亮舌战张昭那套“人染沉疴,当先用糜粥以饮”的理论,对清季腐朽乱象不置一辞;谈到国家体制,他又搬出杨度那一套——“何如摒除党见,改建一巩固帝国,以竞存于列强之间,此义近为东西各国所主张,全球几无异议”。尤其是“全球几无异议”六字,实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。
依着杨儒本来的性子,怎么也要跟国务卿吵上一吵,可这件事上清政府确实理亏。杨儒没办法,只好雇佣私家侦探对孙中山如影相随,密切关注他的行踪。孙中山在美国停留的时间并不长,他打算借这次机会去各国考察一番,第一站就定在了大西洋彼岸的英国伦敦,因为他在香港时候的老师康德黎此时恰好住在伦敦,可以顺道去拜访一下。
恒宁生说了:这个地下旱线其实不算旱线。我们挖的地沟很深,海拔是负的,严格来说是在海平面以下,所以仍旧该算是海线。这招“暗渡陈仓”当年大北公司在上海用过,成功地把海线接进了黄浦江。今天他们又祭出这个老法宝,试图故伎重演。
对此金玉良言,李鸿章深以为然,大悦之下,当即便欲按照轮船招商的成例,责成盛宣怀督办电报事业。殊不知,这一席对谈,却引出了盛宣怀和胡雪岩两位官商界大佬的世纪华丽对决。
久拖必有生变,就在清政府的复电久候不至的时候,意外出现了。
陈宦这个人最擅长揣测上意,好玩些小聪明。据说他每次见袁世凯,都事先写好三份不同的建议,分别藏在左右袖子和靴筒里,见了袁世凯以后,先行三跪九叩之礼,然后旁敲侧击打听袁世凯的意见。听好风向,他就挑出与袁意思相近的建议书。袁世凯觉得这人既能干,又会体察上意,而且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当皇帝对待,对他极其赏识和信任。
1899年初,中国购买了几部马可尼旧火花式无线电机,安装在广州两广总督督署、马口、威远等要塞以及南洋舰队各舰艇上,以便远程军事指挥之用。这是无线电波首次飞越在中国大地上。十分难得的是,这一次中国对无线电报的应用,基本上与欧美同步。要知道,在同一年,马可尼才刚刚说服英国邮政部在南福兰角建立了一个无线电报站,用来与法国维姆勒之间的通信,通讯业务方才起步。中国的反应速度,已在大部分欧洲国家之上了。
张振武被杀的消息传出以后,舆论大哗,国会议员更是义愤填膺,叫嚷着让总统出来给个交待。袁世凯推托不开,只好两次发布答辩书,辩称此事系根据黎副总统密电处理。至于密电的内容是什么,他打死也不敢公开,只是让议员们去问黎元洪。
财政担负,直累民福,外债侵逼,尤伤国权,议案成立,特事严谨,众院赞可,宪尤著明;袁乃私立外约,断送盐税,换借外赀二千五百万镑,厉民害国,不经众院,暧昧挥霍,不事报闻,蔑视通宪,为逆已甚,其罪六也。国有元首,政俗式凭,行系国华,止为民范;袁乃知除异己,不自爱重,阴遣死士,狙杀国党领袖宋教仁,以元首资格,为谋杀凶犯,既辱国体,又诒外讥,国家威严,因以扫地,其罪七也。共和之国,建础为公,民意所在,亦曰神圣,百尔职司,义宜退听,国会初立,人民望治;袁恐政制严明,不获罔逞,乃私拨国帑,肥养爪牙,收买议员,笼络政客,用以陷辱国会,迷夺众情,使议政要区,化为捣乱之场,法案迁延,借作独裁之柄,其罪八也。元首登选,国有常经,揖让讴歌,盛德固尔,抑共和定疑,国宪崇废,悉于是觇,世法懔懔,斯为第一;袁于临时任满正式更选之际,鄙夫患失,至兵围国会,囚逼议员,使强选总统,以就己名,致元首尊官,成于劫夺,共和大宪,根本动摇,国是益以危疑,后进难乎为继,其罪九也。国民代表,职司立法,非还诉民意,毋得断阏;袁于总统既获,复虑旁掣,辜恩反噬,遽为枭獍,乃假托危词,罗织党狱,滥用行政权,私削议员资格,用以鸩杀国会,并吞立法部,使建国约法,由是推翻,元首生身,等于孽子,其罪十也。国家组织,法系严明,苟非选民,焉能造法?袁于戕杀国会之后,妄以私意召集官僚,开政治会议,约法会议,冒称民意,更改约法,摹拟君主,独揽大权,使民国政制,荡然无存,澔澔新邦,悬为虚器,其罪十一也。民国肇造,本以图存,时风所迁,民强则兴,发挥群能,腾达众志,公私权利,宜获敬尊;袁乃倒行逆施,黜民崇吏,既吞立法,复尽灭各级地方议会,密布游探,诬扳党狱,良士俊民,任意捕杀,人民权利,全失保障,致群生股栗,海内寒心,毒吏得以横行,民业日以凋敝,民力壮盛,有如捕风,国势颓隤,益以卑下,其罪十二也。
为了解决生活问题,让自己自由地发通电玩儿,这位康圣人只好放下圣人的身段,卖文为生。好在“康有为”这三个字是金字招牌,求字求画的人络绎不绝。后来康圣人犹嫌收入不够,还纡贵降尊去报纸上和全国各大书店打出广告,上书“康南海先生鬻书润例告白”,公开叫卖,也算是民国奇景。有时候业务太忙,他甚至还找自己学生来帮忙当枪手,后来有人觉察到其中有伪,但这伪的比真的还好,一打听那学生名字,叫刘海粟……
袁世凯翻译完以后,不顾腰酸背疼,先通读了一遍,不禁愣在那里,他没料到黎元洪下了这么大决心,竟要用苛烈手段来直接把张振武正法。他立刻让梁士诒把赵秉钧、冯国璋、段祺瑞、段芝贵几个心腹叫来商议。袁世凯唯恐自己翻译的密电有错误,误解了黎元洪的意思。梁士诒建议说不如回一份电报给武汉,让黎元洪确认一下。这一天袁世凯就没离开府邸,一直等到15日凌晨,黎元洪复了一份电报回来,这一次用的是明码,没那么多四骈六丽,只简单地说“元电(13日)确系本人主张”云云。袁世凯这才明确地知道黎元洪的主张,当即签署了一份处决令。
不得不说,“官督商办”这一招在中国电报事业的前期发展中,是起了不可磨灭甚至是决定性的促进作用的。不但解决了资金匮乏的根本问题,而且商人们灵活先进的管理、经营,也不是官僚机构所能比拟的。从光绪八年(1882)三月初一日起,短短两年间,8万两的初始资本膨胀了10倍,到了光绪二十五年(1899),资本总额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20万元。
19世纪的欧美活力十足,一旦有价值的新发明被提出来,立刻就会推广到四面八方,各国都狂热上马立项。短短二十年间,电报线已经象铁路一样,爬满了欧美各国。这个时候,远在亚洲的老大帝国才刚刚睁开眼睛,半是惊讶半是不屑地望着这个崭新世界。电报,不过是诸多奇技淫巧其中的一种罢了。
到了三楼房间,邓廷铿把孙中山一把推进去,当即落锁。马格里在外面对孙中山说:“你不是姓陈,你金表里刻着孙文二字,肯定就是那个通缉犯。现在奉了龚公使的命令把你拘禁在这里,我们已经发电报到国内总署了,等到总署回电以后,才能把你放出来。”孙中山身陷囚囹,追悔莫及,还想跟邓廷铿套套近乎,问能不能允许他返回寓所拿些日用的东西,也被拒绝。

可怎么釜底抽薪,也是一门艺术。给的条件太低,人家不干;给的条件太高,自己又吃亏。最后想出办法的不是盛宣怀,也不是郑观应,却是一个本来与此事无关的曾纪泽。

后来的事态发展,完全证明了盛宣怀的判断。左宗棠和反对派在朝堂之上各执一词,争执不下,而慈禧太后的心思当时正放在如何从日本手中夺回藩国琉球一事上,被这些人吵得烦了,索性各打五十大板,将电报一事搁置不议。左宗棠一场辛苦毫无所获,怏怏地奔赴两江上任。胡雪岩经此挫折,也只好偃旗息鼓,将精力转回他的老本行——钱庄和茶叶、蚕丝生意上去了。

其他人见这买卖挺划算的,于是也有样学样,开始以通电互战。骂人嘛,有什么难的。文豪不好找,文士还不好逮么?于是直、皖还有一个凑热闹的奉系三方趴在电报局里一片混战,打了一个乱七八糟,热闹的情形不输于如今的网络论坛。有人描述是战“文电四出,无非暴人之短,扬己之长,且互揭阴私,和盘托出,光怪陆离,大有可观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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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美评论

Comments

张莹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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